克罗地亚足球往事 | 目的地Destination

克罗地亚足球往事

克罗地亚足球往事

克罗地亚队打进了2018年世界杯决赛,让这个国家的足球攀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。

连续三场淘汰赛进入加时,克罗地亚比决赛对手法国队多打了90分钟,也就是一整场的时间。这段经历的不易,恰如克罗地亚足球所经历的往事。


1990年5月13日,萨格勒布。

马克斯米尔球场已经来了不少人,但他们并不是为了看比赛的。红星球员德拉甘·斯托伊科维奇从下沉通道走上草皮,准备开始热身训练的时候,就发现事情不对了。

这是一场南斯拉夫甲级联赛,萨格勒布迪纳摩对阵贝尔格莱德红星。当时的南斯拉夫联赛还在执行着有趣的赛制:没有平局,如果90分钟内平局的话以点球决胜负。赢得比赛一方积2分,点球胜者积1分,而输掉点球或比赛的球队都是0分。

是的,哪怕是当时的足球规则,也不支持象征着和平的平局。

萨格勒布迪纳摩的死忠球迷团体“BadBlue Boys”,简称BBB;贝尔格莱德红星的死忠球迷团体“Delije”。在比赛开始前的几个小时,他们的团员就在萨格勒布的街道上开始了巷战。

来到萨格勒布的Delije人数超过了3000人。此时此刻,Delije们正在看台上高唱:“萨格勒布是塞尔维亚的!”以及“我们要杀掉图季曼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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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年前,图季曼创建了克罗地亚民主联盟。这场比赛之前,克罗地亚民主联盟赢得了大选,图季曼也成为了克罗地亚行政区总统。这样以来,身为南斯拉夫总统的米洛舍维奇权利被无形中削减,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民族矛盾一触即发。

对于足球流氓来说,这是闹事的上佳借口。Delije歌还没唱完,就有人开始拆掉球场里的广告牌。当时球场并没有足够的安保区分客队看台,不少BBB成员马上予以反击,从通道冲向了主队看台,开始和Delije进行肉搏。

不少人拆下球场的黄色座椅,当做暗器掷向对手。双方的阵营越来越近,甚至已经来不及拆座椅。终于在交锋进退中,有个黑衣男子落了单。周围敌对阵营的壮汉们一拥而上,将他按在地上一顿胖揍,瞬间那黑衣男子就抱着头躺在看台上不动了。但还有两个穿着牛仔服的家伙冲过来飞踹,即使那黑衣男子一点反应也没有。

个别幸运的落单者,被再次涌上的同伴救走。一些人受伤比较重,被两三个人抬着快步逃跑,但低垂的胳膊始终没有再抬起来。

作为一场国内顶级的足球比赛,当时的转播机构提供了直播信号。于是,一场足球比赛直播,渐渐开始演变成一次斗殴直播。


球场里的斯托伊科维奇,并没有像电视机前看转播的那些人一样,看到如此多的细节。但眼前的乱象还是让他明白,需要赶紧招呼队友返回更衣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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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记得那是在…球场北侧的看台。”斯托伊科维奇把眼神放得很远,仿佛看到了当时发生的一切。“我看到已经有人开始冲进场内了,所以我赶紧招呼队友返回更衣室,麻烦要来了。”

人数处于劣势的Delije不是对手,BBB的矛头开始转向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。观众席和球场之间围了一圈高高的金属栅栏,一些BBB们直接翻了过去,想要冲进场内。他们人数太少,马上被警察围住。眼疾手快的几个迅速翻了回去,一个穿着天蓝色短袖上衣的男子慢了一步,胳膊上吃了一警棍。他很镇定,回过头来并没有反击,而是摊手向警察解释:“我现在就翻回去。”

于是那警察就不再挥舞警棍,而是静静等着天蓝短袖的球迷爬上铁丝网。这一刻,并非我们印象中刻板的“骚乱”与镇压,对峙时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真实但又难以猜测的…

遗憾的是,退缩不过是假象。BBB拆掉了约10米宽的一段围栏,当做进场的入口。他们很熟悉巷战规则,没有着急扩大突破口,那样只会造成和全副武装的警察之间的实力差距。

和警察对峙的过程中,越来越多的激进的BBB球迷冲进场内,想要找客队球员的麻烦。虽然此时此刻,贝尔格莱德红星的球员和教练都已经退场了,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只有警察,以及零星几名萨格勒布迪纳摩的球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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冲进场内的球迷越来越多,几个、十几个、几十个、上百个。看到这样的情况,警察们开始组队反击,冲乱了入场球迷的队伍。

BBB们开始退却,一个穿着黑色夹克的球迷在奔跑中摔倒,冲上来一个戴着头盔的警察,用警棍狠狠地往他身上打去。一下、两下、三下、四下,这才收手,一边继续追赶球迷一边回头恶狠狠地盯着那个被打的黑夹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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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夹克名叫布鲁诺·什罗克。这波人群散去后,什罗克被一位年长的警察搀扶起来,捂着脑袋慢慢往场下走。他并不知道就自己在身后,有个球员正在为他出头。

看到什罗克被打后,萨格勒布迪纳摩的10号球员愤怒了。他冲向打人的警察要讨公道,但被对方拿着警棍恶狠狠地逼回来,甚至还摘掉头盔,颇有要一对一单挑的架势。于是镜头捕捉到了这一幕:10号球员绕开上来劝阻的人群,冲向了那个没有戴头盔的警察,跳起来给了他一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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踢警察的球员叫兹沃尼米尔·博班,一年后他加盟AC米兰,成为了世界级球星。因为这次袭击警察事件,他被当时的南斯拉夫足协停赛半年,错过了1990年世界杯;因为这次袭击警察事件,他成为了克罗地亚的民族英雄。

球员们被困在了更衣室里,他们用了很长时间等待骚乱结束。

“这一切直到半夜才结束。”斯托伊科维奇淡淡地说。

作为萨格勒布迪纳摩队的主力门将,德拉赞·拉迪奇是那次球场冲突的亲历者。在事件过去5个月之后,拉迪奇又一次站在了马克斯米尔球场上。只是这一次,他代表的不是萨格勒布迪纳摩,而是克罗地亚队。在克罗地亚尚未独立的前提下,这成为了一场特殊的非正式比赛,那也是现代克罗地亚队历史上的第一场比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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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今,拉迪奇作为克罗地亚的助理教练,又一次目睹着自己祖国的球队打进了世界杯的半决赛。只是和1998年自己担任球队主力门将时不同,这一次克罗地亚队尝到了胜利的喜悦,他们首次进入了世界杯决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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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8年世界杯时的克罗地亚国脚,普遍和拉迪奇一样,作为球员和成年人经历过内战,战争留给他们的记忆清晰而真实。眼下这些新一代的克罗地亚国脚们就不太一样了。


1992年,曼朱基奇走进了迪钦根俱乐部青训营。

迪钦根是座人口约2万的小镇,位于德国斯图加特西北约5公里的地方。这不是曼朱基奇的故乡,也不是他的出生地。曼朱基奇和家人来到迪钦根的主要原因是,这里很安全。

当时,克罗地亚已经陷入南斯拉夫内战中。和单纯为了争夺政权的内战不同,南斯拉夫内战涉及到了信仰和文化冲突,所以战争不仅在军队与军队之间进行,更涉及到了平民之间。

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,信仰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,以及波斯尼亚的穆斯林都是战争的主角。在当时一条电视新闻中,一个年轻女子在废墟中发现了她母亲的尸体,她一边哭一边说:“凶手是隔壁咖啡店的老板,我不敢相信,我母亲每天都要去那家店里喝咖啡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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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战让原本邻里之间的信任不复存在,许多人背井离乡,只求安全的生活。当时,乔尔卢卡离开了家乡戴尔文塔,迁到了相对好一些的萨格勒布,洛夫伦随家人迁往德国慕尼黑;科瓦契奇则是在奥地利的林茨出生的。当然,如果把范围扩大到如今塞尔维亚、波黑和阿尔巴尼亚等队,例子就多到举不胜举了。

如今的克罗地亚国脚们,半数在童年经历过内战,一些比较年轻的队员则是在内战或内战刚刚结束时出生的。他们当中能随着家人逃往德国或瑞士等地的只是少数,大多人只能留在国内忍耐。

1985年,卢卡·莫德里奇出生在萨顿奥布罗瓦茨,这是个接近萨达尔市的小村子。1991年内战开始,他的父亲加入了克罗地亚军队。与此同时,塞尔维亚人也在掀起革命,他们杀死了莫德里奇的祖父老卢卡,并在莫德里奇一家逃离后烧毁了他们的房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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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那时起,莫德里奇成为了难民,随着家人逃亡萨达尔市,在已经成为难民营的克罗瓦雷酒店和伊兹酒店度过了7年时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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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球成为了莫德里奇逃避现实的工具,他在酒店的停车场踢球,并结识同龄朋友。虽然后来莫德里奇说他并没有太感受到战争的存在,因为他太小,而父母也尽量回避掉了和战争有关的事,但那仍然是全家最困难的阶段。在那个阶段,莫德里奇学会了如何为人。


的确,比起战争,更令孩子困扰的是贫穷,耶拉维奇也是这么说的。如今耶拉维奇已经退出了克罗地亚国家队,效力于中超的贵州恒丰队。2016年时,我曾听他讲述过他内战时期度过的童年。

耶拉维奇的家乡在查普利纳,位于如今波黑南端,和克罗地亚的国境线仅仅相距5公里。

内战爆发时,小镇人口只有七千多人。所有成年男丁都被征召进民兵组织,只要是男性就必须要拿起枪。“当地的战斗都是民兵之间的,没有政府领导,也没有统一性。前线距离我的家大概有10公里,每天都能听到炮声。那年,我只有7岁。”耶拉维奇顿了一顿,说:

“童年是我最美好的时光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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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份令人疑惑的态度,但耶拉维奇随后解释:“那时候我知道打仗了,但对于孩子来说,战争是几乎感觉不到的。学校停课了,因为所有成年男性都去打仗,没人管我们,包括我的父亲。我们都变成了野孩子,每天除了玩就再没别的事。镇子里有块足球场,基本都是野草,旁边还有个小山坡。我们一群就在那儿玩骑马打仗,然后把剩下的时间都用来踢球。”

我问:“你们穿什么样的鞋?踢什么样的球?”“足球?那时候有足球的孩子就像上帝一样!我们天天就在想:‘要是有个足球该多好啊。’”

他补充描述着当时的情况:基本上,大家都是有球踢球,没球就踢空瓶子。毕竟,各位家里什么都没有。没有电视,和类似的一切娱乐设备,顶多能有个固定电话。

“所以,鞋呢?穿什么鞋踢瓶子?”

“鞋?”耶拉维奇看着我:“没有鞋。”

耶拉维奇一边说着,一边把玩着手中的金属瓶盖。这瓶盖三十分钟前就从苏打水瓶上被取下来,现在已经扭曲成了另一种形状。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他的习惯,但“物尽其用”这件事,真的会在这些小细节上体现出来。

1999年,14岁的耶拉维奇去了10公里外的边境小镇加贝拉,在那里开始了系统的足球训练,那时克罗地亚独立战争已经结束,耶拉维奇也拥有了自己人生的第一双足球鞋。

“当时没有自己的球鞋,第一双球鞋,实际是是别人用旧了的二手鞋。它太大了,所以得在里边塞很多棉花才行。当然,踢的球也都是破破烂烂的。”耶拉维奇笑着说:“这是在那里踢了几年之后才有的。”


聊这些内容的时候,米西莫维奇就坐在旁边,一语不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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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西莫维奇出生于德国的慕尼黑,但并非因为家人逃避战乱。他的父亲是个“Gastbeiter”,在德语中,这个词专指上世纪60至70年代,在结束二战开始大发展之后,由国外输入的劳工。

战争开始的时候,米西莫维奇9岁,他的哥哥刚好18岁成年。

“当时的规定,是持有南斯拉夫护照的成年男子都要服兵役,我哥哥也不例外,他生在波黑,但服兵役的地点在斯洛文尼亚。”米西莫维奇说。

上世纪80年代,塞尔维亚的米洛舍维奇上台,成为了南斯拉夫新一届领导人。上任后,米洛舍维奇推行“大塞尔维亚主义”,并在1989年削减了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两个省的自治权,这引起了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恐慌。

米洛舍维奇推行的政策,是让塞尔维亚人在各加盟共和国当中,拥有民族自决权。这样的政策当然受到塞尔维亚人的欢迎,但同时让其他民族反感倍增,甚至引来不少地区的冲突。

1990年,米洛舍维奇试图在南共联盟十四大上修改宪法,赋予总统更大权力,结果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代表退席抗议,分裂已成定局。

当时的斯洛文尼亚,是南斯拉夫各加盟国中经济条件最好的一个。在十四大退席一年之后,1991年6月25日,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同时宣布独立。

仅仅两天之后,南斯拉夫联邦和斯洛文尼亚部队发生冲突,战争开始。米西莫维奇的哥哥成为了战争的一员。

由于战争的双方,斯洛文尼亚和塞尔维亚并不接壤,使得这场战争更像是分手时的闹剧。在欧洲共同体的调解之下,7月7日,双方在布里俄尼岛签订停火协议,次日,斯洛文尼亚宣布战争胜利。

这场战争被称作“十日战争”,官方统计有18人阵亡,182人受伤。米西莫维奇的哥哥中了两颗子弹,其中一颗从腹部穿透到后背,落下了残疾。

讲述哥哥故事的时候,米西莫维奇脸上几乎没有表情。显然,这不是他第一次,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讲起这段往事。

虽然生在慕尼黑,但小的时候米西莫维奇还是会随着父亲偶尔回老家探亲。他们的故乡格拉迪斯卡位于波黑的北端,和克罗地亚的边境只隔着一条萨瓦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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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战时期,以往的路线不能走了。“以前我们从慕尼黑开车回家,从德国到奥地利,再到克罗地亚,过了萨瓦河就回家了。可是内战开始后,每个城市被不同民族占领,他们在自己势力范围内设了哨卡,我们只能找塞尔维亚人把守的哨卡绕路。”

米西莫维奇用手指代替画笔,用桌面代替地图,凭空画着:“所以到奥地利之后,我们不能直接往克罗地亚开,而是向东绕到匈牙利,再从塞尔维亚进入波黑。”

选择一条回家的路,意味着要途径不同民族的占领区和哨卡。过关时哨兵会查验身份,只有本族同胞才能放行。

“如果走错路了呢?”我问道。

“抢走你的随身财物,也有直接把人关起来的。当时在内战,大家都有交换俘虏的需求。”

战后,米西莫维奇和家人回到故乡,满眼都是被战争毁掉的建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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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觉得挺新鲜的。”米西莫维奇仍是那张没有表情的脸。

我认为这词不太好,甚至在那一刻,觉得米西的表述太冷淡了,这可是战争啊。“新鲜?可是你不会觉得…”于是我试图追问。

“不。”米西莫维奇扬了扬眉毛,“那景象,我不想再提起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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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斯拉夫内战从1991年3月31日开始,2001年11月12日结束,持续了10年7个月零12天。在这期间,约有13万至14万人丧生,约有400万人流离失所。

其中,克罗地亚的独立战争用了4年7个月零12天,约有13583-15790名克罗地亚人在此间丧生或失踪,约有22万人流离失所。


半决赛结束后,主力中卫多马戈伊·维达把儿子带上了球场,感受世界杯和胜利的味道。孩子很小,恐怕无法理解这一切意味着什么。在自己孩子这么大时,维达所面对的,是刚刚开始的战争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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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新一代的克罗地亚人,对于他们来说,足球也好,球场也好,颜色是不同的。


(完)

来源:知乎 www.zhihu.com
作者:孙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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