相比于超级稻的亩产纪录,“去镉稻”要有价值得多 | 目的地Destination

相比于超级稻的亩产纪录,“去镉稻”要有价值得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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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,袁隆平公布的两项研究成果引起了巨大的关注,一条是超级杂交稻的再创亩产新纪录,另一条是“水稻亲本去镉技术”。对这两项成果,在“不愧为杂交水稻之父”“对人类的贡献无以伦比”的赞誉声中,也有批评认为超级稻的亩产纪录没有实际价值,而亲本去镉则是转基因——虽然它对于食品安全有直接价值,但许多人对转基因技术又充满疑虑。

相比于超级稻的亩产纪录,“去镉稻”要有价值得多

图片来自科学出版社在科学网上的博客

袁隆平在不断地刷新着水稻亩产的纪录。公众对此的反应就跟中国乒乓球夺世界冠军一样,已经不再有新鲜感。提高粮食单产自然有巨大价值——单产提高了,意味着同样的土地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,也就可以减少对耕地需求,从根本上恢复和保护生态环境。

不过批评的声音也并非毫无道理。超级稻的亩产纪录是在保障各种条件最优的前提下创造的“实验室纪录”,在实际生产中无法实现。综合各种现实因素,甚至不见得比现在种植的“普通品种”更好。比如2014年,安徽省蚌埠市农民种植的1万多亩“两优0293”大面积减产,还有部分绝收,就是一个现实的例子。“两优0293”是一个“熟期适中,产量高” “高度抗倒伏”的超级稻品种,但是它有着“中感白叶枯病,高感稻瘟病”的缺陷。在试验田里,可以很好地控制它的缺陷,充分发挥它的优势,而在现实生产中就有一些不确定性。比如发生这次事故的产区此前十多年没有爆发过稻瘟病,当地农技部门和农民也都不认为“高感稻瘟病”会带来问题。但是“低发区”并不意味着不发,那一年就爆发了,导致农民损失惨重。

农业生产说到底也是一种经济活动。对于生产者,“是否高产”虽然重要,但并不是最重要的, “生产利润”才是终极目标。生产利润是“投入”与“产出”的差值——这个“产出”,是能够“稳定实现”的产出,而不是“理想状态下达到的产量”。超级稻的亩产纪录是“理想状态下能达到的产量”,但要实现它需要更高的种植成本,还要承担更高的病害风险,因为米质因而售价偏低——这些因素,都影响着农民种植它的“生产利润”。

超级稻的亩产纪录就像运动员创造的世界纪录一样,而实际的产量相当于广大群众的游泳水平。纪录本身只具有标杆意义,但创造纪录的过程会加深我们对影响成绩的各种因素的理解——这些知识,就可以应用到品种的改良中。

世界纪录可以满足民族自豪感,但对消费者来说,口感好、价格低、安全性高的大米才是真实的需求。所以育种的努力方向,不应该是“有突出优点”的品种,而是“没有明显缺点”的品种。在没有明显缺点的基础上,再用一些突出的优点去满足人民群众的不同需求。比如免耕性好可以降低生产成本,抗虫抗病性好能减少农药保证稳产,增加某些营养成分能够提高营养价值等等。

在这个意义上,“亲本去镉技术”要有价值得多。水稻容易富集镉和砷等污染物,欧美人群吃米饭比较少,这些污染物的含量高点低点问题并不大。而中国人民吃米饭很多,降低这些污染物的含量就非常重要。如果能培育出少吸收甚至不吸收这些污染物的品种,就会釜底抽薪地降低大米的污染风险。实际上日本也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,比如东京大学在2012年底宣布找到了不吸收镉的突变水稻植株,对导致这种特性的基因进行操控,就可能在其他的优质水稻品种中也实现“低镉”目标。

袁院士公布“亲本去镉技术”也是这样思路。通过基因操控,让控制镉吸收的基因“沉默”,水稻就不会吸收镉。镉是有害重金属,日本曾经有被镉严重污染的地区,居民摄入了大量的镉,许多人出现了“痛痛病”。目前,湖南等地也存在相当严重的污染,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大米是“镉超标”的。对于污染的土地,目前还没有现实可行的方案去恢复。如果这种“去镉技术”能够成功应用,那么得到的新品种即使种在这些被污染的土地上,也可以安全食用。

虽然袁院士和报道的媒体都避免提到“转基因”,这种“基因沉默”技术其实也是“基因改造技术”的一种,算是广义的转基因。公众对于转基因产品的抵触,一大原因是转基因并没有为自己带来直接可见的好处。如果这种“去镉”品种能够成功应用,那么“低镉”大米所降低的安全风险,应该会比传统的转基因食品更为消费者所接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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